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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疫情影响可控，但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经济仍面临多重挑战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疫情，经济持续修复，但是经济复苏能否延续仍受到全球疫情走势的影响，如果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得不到控制，那么经济复苏在中长期来看仍面临多重阻碍。
       从国内疫情来看，我个人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还是非常乐观的。湖北疫情中政府采取了封城和全面检测的大动作，北京、大连和乌鲁木齐社区疫情也得到了有效迅速的处理，这都给未来疫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便面对疫情二次暴发，我们仍能有效应对。当前国内已经四周没有出现社区型感染病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由于我国对输入型病例的防范有着非常成熟的应对体系，输入性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来看，我认为我国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可能出现的国内疫情二次暴发的有效防范能力，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复苏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问题跟世界相联系，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难以独善其身。首先，在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国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脱钩。虽然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重要的原因是进口在不断减少。全球的贸易增速也在回落，我们进出口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虽然上升了，但这不是一种 “健康”的上升。其次，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足，累计投资规模仍未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这也反应了当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再次，消费不振的问题始终存在，前期疫情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收入回落，居民消费行为变得更加保守。此外，受美国制裁的影响，我国高端产业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尽管受美国制裁的领域是我们未来发力的方向，但是由于短期内没有符合标准的替代品，同时在技术上的交流仍存在很大的障碍的情况下，未来这个过程将会很艰难，会影响我国产业链的提升质量。
      在以上挑战面前，我们不应对经济增长抱有过高的期望。我维持此前保守的估计，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大概在1%-2%之间。因为一季度的缺口太大了，很多地区很难达到去年的水平，下半年仍需要弥补缺口。虽然中央没有强化经济增长这一指标，但是地方会不自主的去攀比，为了好数据而制造数据。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不应把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调得过高。当前一些先行指数环比表现得很好，但同比就不行，因为一季度的坑太大了，导致环比很容易出现较高的增长，而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却很难，综合来看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的确是勉为其难。

        二、针对困难领域对症下药，促消费、保中小企业、补产业链短板多措并举
        在当前经济存在多重挑战的情况下，政策应当对症下药，在困难的领域更要下相对较为猛烈的药，解决眼前的问题。
       从刺激短期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仍坚持此前的观点，那就是通过财政来发放足额的消费券。这个措施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中国是为数不多未大规模采取这个措施的大国之一。消费券主要针对居民刚需以及一些低端的非刚需，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道德风险，比如消费券用在了奢侈、浪费性的需求上，但比重非常小。发放消费券既能助力扶贫攻坚，又能从源头上加快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运转，发放消费券可能带来的损失同其社会效用相比微不足道。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券发放的金额一定不能太小，并且应当发放普惠式的消费券，但鼓励富有人群主动捐出。另外一个促消费的措施就是财政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发放工资，既能稳定消费，又能对稳就业做出贡献。
      从当前民营企业信心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国企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民营经济难以得到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资源，导致近年来民间投资占比呈下降的趋势。尽管当前出台了一些措施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但是具体落实上仍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后续政策应聚焦民营企业能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与公平配置资源的问题。民营企业在就业方面所做的贡献要远大于其他企业，加快恢复民营企业信心尤为重要。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短期内补短板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更需要把补短板与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要坚守供给侧改革的底线。建议政府在产业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如将大健康产业摆到疫后经济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最近我的一个研究成果显示，大健康产业的投资对gdp的拉动要比大基建行业高出3-4倍。健康支出扩大、健康产业发展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拉动作用。
        三、以消费为抓手畅通国内循环，加强对外合作保障外部循环
       当前政策的选择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当前债务积累到相当的规模，简单的“大水漫灌”和大规模投资驱动将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另一方面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很多应急性政策仍需持续下去。政策选择应当考虑到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边界，当前这个方面仍有可为的空间。
       从畅通国内循环的角度考虑，尤其需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扩大消费领域。消费的核心问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前居民收入分化导致占人口大多数的阶层消费能力不足。疫情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仍是短期的冲击，所以从根本上还应落在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上，这涉及到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中如何把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当然，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又会提高我们产业链调整和制造业生产的成本，这也是未来决策中所考虑的问题。从消费领域上来看，2008年以来长期利用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基建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同时基建拉动投资对就业的解决有限，并不适合推动在疫后经济复苏中大规模应用。疫情之后，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卫生补短板，其中涉及到大健康的部分与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当然扩大消费领域仍需要财政的支持，当前财政收入下行，政府应当在基建和促进消费上做出权衡，减下一部分基建投资用于消费相关的领域。
      从保障外部循环的角度看，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重视同欧洲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合作，破解美国封锁。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一些问题我们单方面很难解决的，比如中美矛盾所引发的长期博弈，我们将要面临特别困难的局面，这点大家都有所预期。但现在看起来也不能太悲观，美国要形成同中国的所谓脱钩和冷战的局面，关键是美国必须把他的盟国拉过来一起与中国脱钩。如果美国的盟国不和中国脱钩，美国也没办法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因为这样将对美国自己伤害巨大，而且会壮大其他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做好同既是美国盟国又是它的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合作，要重视与欧洲、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关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是当前我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