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新闻 | 2020-07-10
毛振华：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或将再次错峰发展
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宏观政策研究上。早在2016年，他就提出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20年新书《双底线思维》出版，这是他过去十年宏观经济思想的总结，而且依然适用于当前的疫情环境。
日前，毛振华教授在第63场经心读书会上，为读书人导读《双底线思维》。他客观、科学地总结了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并回答了大家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根据当天分享整理而成，上篇为问题解答，下篇为导读摘要。
01
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
我在《双底线思维》一书中提到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冷战。美国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目前中美正处在第二步“脱钩”。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盟国政治，美国与盟国之间有经济利益调整的需要，但他们依然是政治军事外交联盟。所以美国会不停地与欧盟、日本打贸易战，但美国并不将后二者视为敌人。
但美国将中国列为敌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而言是一次考验和挑战。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全面斗争。所以和中国决战，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才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四处张口。
02
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破局呢？
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产生了误读，误以为中国不再进行改革开放了，误以为中国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
我们现在是美国动用一切力量打击的对象，国内有很多人恨不得马上和美国决战，我认为不够理性。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时间窗口是伟大的，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
美国现在好比是中壮年，有经验，实力雄厚。中国更像青少年，年轻有冲劲。尽管我们的gdp增速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国高，再过十年或许我们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所以，想办法化解矛盾，赢取时间，在最终胜算不大、损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其锋芒。
03
2020年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
2020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gdp唯一能正增长的国家。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最困难的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是2%左右，比较好的情况是3%或者超过3%的增长率。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0-1%是今年我们能够守得住的一个增速。
今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年，此前预设了两大目标——gdp翻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就今年gdp增长设定具体目标，坚持保扶贫攻坚其实也很困难，因为目前的情况下很多贫困边远地区的人员就业和收入得不到保障。
前段时间总理说6亿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过去就存在这个情况，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人物说，没有引起如此多的关注。现在有了疫情，很多人连1000块钱也保不住，还没工作。 我认为疫情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中国影响比较大，即便两大目标都完不成也很正常，暂缓一两年也不丢人。
04
中小企业怎么活？
第一，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企业应该采取更审慎的财务政策，要严格控制债务，尤其是中小企业要做的是少负债，多进行股权融资。所以我其实是反对政府给企业贷款的。有时候企业借得多，反而“死”得快。
第二，既然不能借钱，怎么活呢？我的建议是：1）政府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以此来保主体、保就业。2）企业低价扩股，降低负债率，与投资者进行项目沟通，换取好的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3）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卖给国企或找国有企业参股，实际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让企业自己重组，因为每一次危机调整的价值就在于促进资源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并没有那么多资金、精力和能力去接手和管理这么多企业，这么做对市场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以下为导读摘要——
自2008以来，我国已产生了一套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经验——即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08-2016年之间，我们选择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的政策取向；2016年发生了重要转向，转为了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的政策取向。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战，这一外生冲击使我们对主要目标进行了再调整，重新把稳增长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目前，疫情的爆发使我们从常规的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政策取向过渡到应对危机和当前突发事件的思维上，出台了很多应对危机的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后：稳增长同时兼顾防风险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受到的冲击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但是出口的急剧下降，一度导致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为此我们采取了大体相似的量化宽松政策，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债务—投资”驱动的模式，以稳增长为核心，在增量中解决问题。在出口受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4万亿”刺激政策。刺激政策从第一天起就在争议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有很多问题，但是为中国经济增长赢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这个时期恰好是奠定今天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的时期。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成为第一贸易大国，2014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完成了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重要转变。
刺激政策实现这一效果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首先，如此大的刺激计划，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些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尽管使用债务的方式获得了资金，但实际上是获得了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变了市场里面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的比例关系，这是与过去改革路线图相违背的。同时，“债务—投资”的驱动模式，也使得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和债务结构进一步恶化。现在我国债务总量仅次于美国，从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来看，各个部门轮番加杠杆，使得全社会的杠杆率上升。
2016下半年-2017年：以防风险为重心
2016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当时，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过了连续26个季度小幅下调后，经济增长探到“l型”底部，基本实现软着陆。与此同时，长期的稳增长政策的负面效果也有所显现，杠杆率快速攀升，债务风险不断积聚，社会资金和货币投放不断增加，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是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政策效果边际弱化。2016年中，我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中提出：当前形势下政策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
在此背景下，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向了防风险，出台了一系列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措施。在防风险的政策措施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同时，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此外，房地产调控趋严，房地产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尽管我们执行了以防风险的政策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政策效应非常明显，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非常丰富的数据和非常实际的基础资料，我们未来做经济政策的分析能够做进一步细的解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2018：再度侧重稳增长，首提“六稳”
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到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
通过梳理政策历史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双底线思维是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其关键在于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的辩证关系。双底线思维具有中国特色，有助于丰富发展经济学、反危机理论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应用。以双底线思维再来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能很清晰地看到这段时间是防风险为主还是稳增长为主，并可判断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组合规律。政策取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外环境变化的相机抉择。
那么哪些是与稳增长政策相适合的工具箱？我们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较松的金融监管来鼓励金融创新，依托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同时鼓励消费。在防风险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政策工具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相结合，金融监管趋严、去通道、去杠杆，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及隐性债务加强治理，控制其债务的快速扩张，同时坚持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2020：增长底线下调，仍需坚持双底线思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方面，全球经济都面临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同时，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我们要警惕逆全球化中的去中国化；此外，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而中国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再度存在“错峰发展”、全球影响力“衰退式上升”的机遇。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仍然需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不走“债务—投资”驱动的老路，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此推动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